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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臣傢具圖片

發布時間:2024-07-30 18:18:22

Ⅰ 歷屆世博會上,中國的展館是什麼樣子的

1、1904年聖路易斯世博會:中國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參加的世博會是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世博會。當時清政府相當的重視參展,花巨資修建了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中國村和中國展館。此次參展被視為歷史上中國政府首次正式參與世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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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5年列日世博會:1905年時值中國光緒末年,世界博覽會在比利時小城列日召開,清政府派員參加了世博會的展出活動。本次世博會我國得到超等榮譽獎及金銀各等獎牌共100枚,得獎數量與英、美、奧、意等國不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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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1915年,剛成立不久的民國政府參加了巴拿馬世博會。在這一次世博會上,中國成了得獎大戶,共獲獎1211項。中國的茅台酒和張裕釀酒公司的「可雅白蘭地」獲獎,「可雅白蘭地」由此更名為「金獎白蘭地」,而茅台酒則被評為世界第二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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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8年裡斯本世博會:以「海洋,未來的財富」為主題的世博會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中國館分為海洋開發和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火箭模擬發射衛星表演和環幕電影館等4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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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主題為「新的起飛之路」的世博會在韓國大田市開幕。中國館展示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航天科技、三峽水利工程、傳統文化和民族工藝等,並被評為5大最佳展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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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主題為「人類-自然-技術」的世博會在德國漢諾威舉行。中國館以其獨特的外裝修和豐富的展覽內容吸引著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中國館每天接待觀眾近3萬人,約占世博會總參觀人數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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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5年3日本愛知世博會:主題為「自然的睿智」的世博會在日本愛知縣舉行。中國館以「自然、城市、和諧——生活的藝術」為題,通過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演繹,表達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藉助多種現代的技術手段和藝術形式,濃縮中國五千年文明和現代城市發展歷程,展現了傳統與現代、自然與城市的和諧關系,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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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從漢朝到隋唐桌椅的變化

從古至今,古人的坐姿可分為席地而坐和垂足兩大時期。遠在商周時期,古人「坐」的姿勢是兩膝著地,兩腳腳背朝下,臀部落在腳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稱長跪,是將要站起來的准備姿勢,也是對別人尊敬的表示。古代一席坐四人,共坐時,席端為尊者之位。獨坐時,則以中為尊,故卑賤者不能居中。既為人子(即尚未自立門戶者),即使獨坐也只能靠邊,如果有五人以上相聚,則應把長者安置於另外的席上,稱為「異席」。

古人習慣於「席地而坐」。狹義的「席」一般用蒲草編制,呈長方形,置於筵(竹席)上,是為了防潮而墊在身下的,故可鋪幾重。《禮記?禮器》說,「天子之席五重,而諸侯用三重,大夫兩重。」貧苦人家可以無席鋪墊,但對於貴族來說,居必有席,否則就是違禮。

從席地而坐到桌椅流行 漫談古代坐具演變-中華古典傢具
東漢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內的整潔美觀,所以人們進室內要先脫鞋,以免將污泥塵土帶入室內,踏臟「席」子。《呂氏春秋?至忠篇》載,春秋時期,有一次齊王生病,名醫文摯用激怒他的方法為其治病,其中不脫鞋即進室也是重要的一項,結果齊王見文摯「不解屨(麻、葛等製成的單底鞋)」進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將文摯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見,脫鞋之禮的重要。

從晉開始,跪坐的禮節觀念逐漸淡薄,坐姿隨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現。入唐後,席地起居的習慣逐步有所改變。不僅椅凳多見,高形桌案也開始出現,但跪坐仍存在。唐代處於交替時段。宋代,桌椅開始真正進入人們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層社會還有頗大的阻力。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記載,「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可見北宋時期士大夫家內的婦女還不得坐椅子,否則即被視為不懂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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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韓熙載夜圖》

隨著社會的進步,椅子作為一種方便的坐具廣泛普及。宋代之後婦女坐椅子就不算違禮了。宋代進入完全高坐時期,南宋已相當完備,而明代至清前期達到鼎盛。明代、清代人們的思想還被禮儀、宗教等觀念束縛著,封建思想講究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等也體現在傢具設計上,那些被認為不夠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當時是表示威望和尊嚴,坐起來並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國皇帝的龍椅,刻了九條龍盤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個龍頭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會頂背。還有寶座,是一種體形較大的椅子多陳設在各宮殿的正殿,有時也放在配殿或客廳陳設,一般仍放在室內中心或顯著位置。這類大椅很少成對,都是單獨陳設。為使用者增添威嚴之感。清式寶座的特點是尺寸大,結構復雜,用料規范,做工精細,裝飾瑰麗,顯現出皇家的尊貴和豪華氣派及象徵社會等級或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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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雲龍紋枝寶座

近百年來,椅子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變。首先破除了僅顯示威望和尊嚴的單一作用,越來越講究功能和安全、舒適、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經典的仿古傢具,材料上依然選用古典傢具的上等材料,傢具的部件的鏈接完全依靠傳統的榫卯結構,不用一根鐵釘。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傢具依舊堅持在傳承中鼎新,創新性的引入人體工程力學,改變了了傳統中式椅子過高、過大等特點,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適度,傳造出具有時代意義的現代紅木傢具。
帶你走進最初的坐具

東漢畫像石「西王母」拓片
東漢畫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東漢畫像磚拓片
四川出土東漢畫像磚拓片

2010年武漢中考語文現代文閱讀有一篇題為《椅子改變中國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後年輕人王巍。內容如下:「……最早的時候,沒有椅子,人們會客的時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這叫跽坐。到了東漢末年,一種名叫『胡床』的折疊板凳傳入中原,第一次改變了人們的坐姿,人們逐漸開始放棄跪坐這種難受的姿勢。唐代中期,胡床逐漸演變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讓雙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這種椅子便廣泛地流行起來。椅子的流行不僅僅使人們的坐姿發生改變,更重要的是對古代中國文化產生了沖擊……」他寫及的具體沖擊有四點:1.椅子使窗戶位置升高。2.傢具數量增加,高足傢具如桌子出現。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變成圍坐一張桌子吃飯的合餐制。4.椅子出現前君臣議事大家都跪著,關系像是合作夥伴;椅子出現後,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們跪拜在地上,這鞏固了皇權至上的觀念。

這位年輕人的說法極具想像力和創造性,說法顯然是接受了我國傢具研究領域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漢代以後椅凳才傳入中原,開始了高足傢具與垂足而坐的時代。

據查詢到的資料,此觀點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學家、歷史學家黃現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繼發表有《我國坐俗古今之變》(一、二、三、四、五)、《古書解讀初探》等文章,提出:「縱觀吾國古今坐俗,可以大概為二,即自古至隋為跪坐時期,唐宋以後為椅坐時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於唐,盛於宋。唐之椅子、繩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習,當然無異。此不獨文獻上,足為明證,即漢代山東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畫像石,以及古傳名畫,今出土文物,亦可見之。」

上述假設和結論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本無可非議,但是近年來這個觀點經媒體當做文化普及宣傳,有成為社會公認和學術定論的趨勢。我們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還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這個觀點把因果關系顛倒了。不是因為有了椅凳,我們的祖先才學會了垂足而坐,或者說,不是傢具決定人類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類的生體結構、活動規律和生活需要決定了我們的行為舉止,並由此決定了適合人類的房屋以及各種各樣傢具的誕生。

我們知道,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是「站立」。考古學發現,人類從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經過了幾百萬年的進化過程,現代人類的身體結構通過進化具有獨一無二的特點,與其他任何哺乳動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獨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類的胸廓形狀與絕大多數動物不同,雞、犬、豬、羊、獅、虎、猴、馬等動物都是橫徑明顯小於上下徑,而直人的胸廓橫徑大於前後徑。軀體結構決定了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類卻適宜平卧,因此我們有了平坦的床。眾所周知,鳥巢都是碗狀的,這是因為鳥是俯卧的,而鳥的胸部是弧形的,鳥為自身搭建了適宜身體結構的窩。相信不會有人說,因為有了平床,所以我們學會了平卧。

人類的下肢骨形態和結構適應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並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這個拱形骨盆接受從骶骨傳來的身體重量,當人坐下時,體重傳到左右坐骨結節,恥骨承受張力,下肢的壓力獲得釋放,人類獲得休息。而直坐姿勢不止讓人休息,人類還可以在直坐姿勢下進行手工勞動、進食等活動。對於在野外生活的遠古人類,垂足高位而坐是極其重要和必須的。這樣便於觀察環境,在獲得休息的同時及時發現天敵或獵物,便於在緊急情況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簡單想像一下,我們的祖先在狩獵活動中累了,自然會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會有人找一塊石頭或者一截樹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時為自己及群體保持警惕狀態。為了便於在行走時維持身體的平衡,同時減輕在走、跑、跳躍時從下面傳到脊柱的震動,而減少對頭部的沖擊,人的脊柱進化呈「S」狀彎曲。這使得人類在垂足而坐時不能得到完全的放鬆,容易失去平衡。選擇背後有一塊大石頭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為一種最自然的選擇,這是靠背椅出現的起因。後來,人類的這種下意識發展成為有意識設計製作帶彎曲後背的明式圈椅,現在被譽為「人體工程學」。建築領域有一套名為「建築設計標准規范」的工具書,內有數百萬數據,如住宅的走廊應該多寬,廚房的操作台應該多高,500人學校的操場應該多大等等,所有數據的原始依據就是人體的結構尺寸和活動規律。

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建造木結構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遺址遺存了大量干欄式建築遺跡。干欄式建築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今天在我國西南地區還可見到。遺址清理出來的木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採用了榫卯技術,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志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傢具與建築同宗同源一起發展,傢具功能是建築功能的延伸,人類正是通過傢具來消化和享用建築室內空間。如果說建築的原始功能是禦寒暑、避風雨和防止野獸侵襲,那麼傢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儲存。高超的榫卯技術是中國傳統傢具的特色,現在很難判斷這種技術是從房屋還是從傢具上起源的。現在可以假設的是,我們的祖先在建設房屋的同時,起先是搬移適合垂足而坐的石頭或者木塊到居住環境內,進而改造或者構築生活所需的木質傢具……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後來逐步發展的所有傢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黃現璠先生提出我國古代坐俗的依據是文獻記載及漢畫像石、古畫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無疑是漢代以前的畫像磚、畫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實物。近幾十年隨著土木工程建設的發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漢代畫像磚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傢具和垂足而坐的場景的文物。如東漢畫像石「西王母」拓片,圖中人物垂腿安坐於一張長凳上。四川出土的東漢畫像磚拓片,表現了當時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邊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動中的自然狀態。圖006-08漢代畫像石和畫像磚極其清晰地顯示了單人凳與雙人凳已經被廣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盤腿高坐其上。圖009顯示的應該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樂融融的場面,證明高足傢具在當時已經出現並被廣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們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那時所有的歐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為歐洲氣候比較陰冷潮濕,亞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們中國人也不例外,因為亞洲氣候溫暖乾燥。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2000年前華夏文明中的禮制、哲學、風水陰陽學、醫葯養生學、飲食文化等已經基本形成。中國哲學家歷來認為「萬物莫不有對」,《易經》以陰陽的變化解釋世界,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等。萬物一分為二,陰陽、水火、寒熱、干濕等對立而存在。受這種文化的影響和制約,通過生活實踐,華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地屬陰性,屬陽性的人體要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中國古建築從總體上說是木結構,但並不是純木,是以磚、瓦、石等為輔。歷史上很早就有秦磚漢瓦一說,磚牆磚地是中國木結構建築的特點,北京的紫禁城、蘇州園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這樣。而中國傳統認為磚地也屬陰寒,在磚地上席地坐卧會對人的身體造成傷害,要與磚地保持一定的空間。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經從生活習慣禮儀制度演變成一種文化,並且發展趨於極致,以至於將雙足也列入盡可能與地面保持距離的范疇。漢畫像石上經常出現盤腿坐在凳子上的場景,應該是出於這種文化拘束。發展到後來出現專門用於擱置雙足的傢具——「腳榻」,置於椅子和床前以保護雙足不受濕寒。中國古典傢具椅子前腿之間安裝的管腳棖,為了方便擱置雙腳特別削出一斜面,這些在世界其他傢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見的。我們祖先在定居的環境中,由簡至繁製造各種木質傢具以保持自己與地面的距離,這也是中國傢具發展的原始基礎之一。

第四,不可否認,在漢代畫像磚、石及各種隨葬俑中大量出現跪坐在地的形象。對此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與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為緩解勞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態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著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兩腿向前平伸如箕狀)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為主要體相。又說,蹲踞和箕踞不但是東夷人的習慣,可能也是夏人的習慣,而跪坐卻是尚鬼的商人統治階級的坐姿,並演習成了一種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賓客的禮儀。可見跪坐只是一種「禮」,屈膝表現的是臣對君、客對主、下對上的尊重、服從與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說。出土的隨葬品中也有這種「禮」教文化的體現,如著名的滿城西漢墓出土的金銅長信宮燈,形象為跪地執燈的年輕宮女,雖然通體鎏金,但其身份是奴僕,只能跪姿服務。出土的各種跪姿「俑」很多,均是奴僕階層,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這種跪坐也不是隋唐時就消失殆盡,實際一直延續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見官爺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釀成外交危機,可見下跪有失尊嚴是全人類的共識。而跪坐遠不止是「面子」問題,在席子上兩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雙手放在膝蓋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會血液循環不暢,麻木疼痛難忍。除非從小堅持跪坐,經過十年修煉將秀腿坐壓成羅圈腿後方能適應。可見跪坐雖然在漢畫像石、磚上大量出現,但並不能說明這是當時人們生活中的常態,更不能由此斷定這是中國人唯一會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樣,是當今最正式最高禮儀的步態,但只是在隊伍經過主席台前走一分鍾,人們絕大多數時間都是隨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態,漢畫像磚上的「席地」又怎麼解釋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賓客膝下並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層鋪墊。《禮記·禮器》中說:「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為不論哪種席子,凡為天子設席必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這還不包括下層的筵,並將其列為禮的制度。五席分別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編,材質粗糙,用來直接鋪在地上,以防潮隔蟲。《詩·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寢。」藻席,指花紋精美、色彩艷麗的席子。次席,又稱「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種。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屬冬季使用的暖席一類。《西京雜記》載:「綠熊席,毛長二尺余,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坐則沒其中。」(金伯
席在古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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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國古老的坐具之一,《禮記.禮運》中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可以想像,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時,日坐夜卧,為了防蟲防潮必定要有鋪墊之物,或樹皮、獸皮,或草墊等,這便是席的前身。薦席出於神農的傳說,雖然無據,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無疑的。

我們從祖先所創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占據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時,從天子、諸侯的朝覲、饗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動,直到士庶之婚喪、講學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進行。由此我們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說是用途最廣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禮樂制度中,對於席的使用有嚴格規定。席的材質、形制、花飾、邊飾以及使用,都要視身份地位的貴賤與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禮的嚴格規定行事,決不可有絲毫的違反。下面我們從三個側面來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級制度。

(一)司席有專職,布席有規定

《周禮.春官》中有「司幾筵掌五幾五席之名物,辯其位,與其位」。這「司幾筵」便是專職掌管設幾敷席的官員,他負責按不同場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規定設幾敷席。所謂五席就是「莞、繅、次、蒲、熊」。

莞席——是一種草席,是用一種俗稱水蔥的莞草編制。《詩.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禮記.喪大記》中也有「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其注雲:「三席之下皆有莞」。說明莞席是一種較粗的、鋪在底層的草席。

繅席——也是一種草席。鄭玄說:「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繅席當是用蒲草染色編成花紋,或是以五彩絲線夾於蒲草之中而編成的五彩花紋之席。類似漢代的合歡席。

次席——是竹席。鄭玄說:「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穎達在《尚書.顧命》疏中,說蔑席與次席是一種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編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種生長在池澤的水草編成。《說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專用於天子四時田獵或出征時所用。故可以理解為以熊為席,或以獸皮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葦席、蔑席、豐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時所用的蒯席,郊祭時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賈公彥說「直取五席與五幾相對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嚴格的規定,《周禮.春官》中賈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

登席必須由下而升,並且後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踐踏坐席。這就是《禮記.曲禮》中所說的:「毋賤履,毋踖席」。否則就是違反了禮法。在席的使用上還有單席與連席之分,有對席與專席之別。

單席——單席是為尊者所設。《儀禮.鄉飲酒禮》有「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屬就是不連,人賓皆是單席。

連席——連席是群居之法。古時地敷橫席可容四人,此時當推長者居於席端,如果有五人,則要推長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儀禮.公食大夫禮》中有「司宮具幾,與蒲筵常,布純,加席尋,玄帛純」。常與尋都是古代的度量單位,八尺為尋,被尋為常,即一丈六尺。下鋪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連席。

對席——《禮記.曲禮》有「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非飲之客就是來講問之客,此時布席則要布相對之席,以便互相講問,而且兩席之間還要距離一杖之地,「以便指畫」。在《儀禮.少牢饋食禮》中也有「司宮設對席」之法。

另外,《禮記.曲禮》中還有:「有憂者側席而坐」,所謂有憂者就是親有病,此時則要用特別的席子。「有喪者專席而坐」,這是說有親喪則要坐單獨的席子。其次還有「加席」和「重席」的禮法,都是對尊者的禮貌,要視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設席的多寡見等級,布席的種類示尊卑

等級、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亂與違反是奴隸制時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周禮》說:「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二重。」《周禮.春官》有「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分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幾」。純是席的邊緣,莞筵紛純就是莞席的白綉為邊;繅席畫純就是繅席以畫五色雲氣為邊;次席黼純就是竹席鑲黑白相間的花紋為邊。兩君相見或天子時祭都是這三重席,這是最高等級,是為天子所設之席。

諸侯是兩重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繢同繪,也就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

天子待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天子待諸侯卿大夫則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則設單席而不設群居之席。

在《周禮.春宮》中對於祭祀之禮,鄭玄說:「天子大袷祭五重,諦祭四重,時祭三重」,而「諸侯袷祭三重,諦祭二重,時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見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諸侯的祭禮,集合祖先神位於太廟的合祭。總的說,席的使用是以多重為貴,敷席時,以粗席在下,細席在上,即謂「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當然也有特別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時則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桿所編的草席,是一種粗席。這是古代天子祭天時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傳.桓公》中有:「大路越席」與此義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時乘的車,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時用粗席,即是《禮記.禮器》中所說的「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設」。

在喪禮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別。《禮記.喪大記》說:「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就是說,國君死後的小斂、大斂是用教細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則用較粗的確葦席了。

正因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禮記.檀弓》中記述了曾子臨死前堅持守禮換席的故事:「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然曰:『呼!』曰:『華而,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亦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在這里記述了曾子嚴守禮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應使用華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評他的兒子和弟子不叫換席是見識短淺的「細人」,堅持換掉不合於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沒」了。

《尚書.周書.顧命》中也記載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後,仍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樣,以顯示其天子的權力與地位。

「間南向,敷重蔑席、黼純」;

「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

「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

「西夾南向,敷重荀席、玄紛純」。

席所代表的權力和地位,以上種種可見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長幼尊卑

《禮記.祭義》中有:「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即是古代允許七十歲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問,則布席與天子合作。

《禮記.曲禮》中詳細地規定了晚輩為長輩奉席之法。如:「為人子者,居不中奧,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則席端為上,若單席則席中為尊,為人子者不可坐於席中。

又如:「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就是說敷席時如橋衡,左高右低,要隨長者的意願,奉坐席要問朝什麼方向,奉卧席時則要問足朝什麼方向。

《禮記.內則》又雲:「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斂席與簟.......斂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幾不傳。」(不傳就是不敢轉移他處)又雲:「夫不在,斂枕篋簟席,器而藏之。」這是規定為人子者,不敢動長者席子;為人婦者,若夫不在,妻子還要將丈夫的席子收藏起來。

Ⅲ 唐寧街10號的資料.(全)

唐寧街10號(10 Downing Street),位於英國首都倫敦西敏市內,西敏寺區白廳旁的唐寧街,一所喬治風格建築物。傳統上是第一財政大臣的官邸,但自從此職由首相兼領後,就成為今日普遍認為的英國首相官邸。其設計朴實的黑色木門,綴上白色的阿拉伯數字「10」,成為了人所共知的標記。

唐寧街10號除了是首相的官邸和首相的辦公室外,首相的秘書、助理和顧問都在首相官邸內工作。首相每天都會在唐寧街10號與閣僚和智囊制定政策,而一般的機要部門,如國會、財政部和外務部距唐寧街10號也只有數分鍾的路程,所以首相很容易便能夠取得情報和聯系。另外,君主所居住的白金漢宮就在附近,好讓首相定期前往白金漢宮,向君主匯報政事。首相官邸內有不同的會議室和晚宴廳,首相會常常在那裡接見社會各界和各國領導人。因此,唐寧街10象徵英國政府的中樞、也是英國政治的權力核心之一。

雖然唐寧街10號是君主的御賜禮物,但由於它面積狹小,長年缺乏維修,又建在沼土之上,歷史上不少的首相都不願意入住,有些首相甚至有意將之夷平。此外,由於英國首相一職至19世紀仍然未有明確的確立,因此唐寧街10號以往常常由其他官員入住,在當時不可算是真正的首相府。可是,時至今日,唐寧街10號已漸漸確立成為英國首相的象徵,在倫敦更加是一座極具歷史價值的地標。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曾在1985年說過,唐寧街10號已經成為「全國的遺產中,最珍貴的珠寶。」

歷史

「宮殿後的房子」(1733年以前)

今日的唐寧街10號,是在1733年,以「宮殿後的房子」和原本的唐寧街10號合並而成的。「宮殿後的房子」最初是一所附在白廳宮,用作斗雞場的側屋。白廳宮自1530年至1698年則是英格蘭君主的主要居所。斗雞場所處的側屋,事實上是建於1530年以前,一組風格不同的側屋群,而斗雞場則占據側屋群的主要部份。另外,斗雞場本身是一座特別的建築物,頂上有一個八角形穹頂。斗雞場的斗雞活動至詹姆士一世的時期才告終止,但「斗雞場」的名字一直沒有更改,並在詹姆士一世的晚年改為音樂廳和劇場,場內又附設圍上綠色布幕的更衣室和一塊三英尺高的鏡子,讓「女滑稽演員更衣」,詹姆士一世也曾在斗雞場內欣賞戲劇。

斗雞場只是側屋群的一部份,其餘部份則是一所大房子,是白廳宮的看守人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而看守人同時負責管理和維修包括劇場在內的側屋群。托馬斯·奈維特(Thomas Knyvet)是當中一位較著名的住客,他曾在17世紀初擔任白廳宮的看守人,服侍過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奈維特本身也是一位太平紳士,是搗破1605年火葯陰謀的關鍵人物之一。就在火葯陰謀發生前不久,奈維特清理了側屋群,讓詹姆士一世四歲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入住,而自己則搬到附近的奈維特樓(後來改名為漢普登樓)。

查爾斯王子只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宮殿後的房子」曾成為不同人的住所。包括了查爾斯王子的妹妹伊莉莎伯公主、護國公奧利弗·克倫威爾、喬治·蒙克,第一代阿爾伯馬爾公爵(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奧倫治王子和後來卡巴爾內閣的一員,即喬治·維利爾斯,第二代白金漢公爵(George Villiers, 2nd Duke of Buckingham)。這些住客一直都有對「宮殿後的房子」進行不同程度的改建,使「宮殿後的房子」漸漸成為一所豪華的宅第。

1677年,查理二世的女兒利奇菲爾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ichfield)搬到「宮殿後的房子」,她曾對附近唐寧街興建排屋感到不滿,擔心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因此,查理二世曾下令在排屋和「宮殿後的房子」之間興建一道高牆,以防任何人從排屋進行偷窺。利奇菲爾德伯爵夫人在1688年光榮革命後搬離「宮殿後的房子」,流亡國外。至於曾協助威廉三世登位的荷蘭貴族亨利·拿騷,歐弗柯克勛爵(Henry Nassau, Lord Auverquerque),遂在1690年搬入,並把「宮殿後的房子」更名為「歐弗柯克樓」。

歐弗柯克勛爵和他的夫人分別在1708年和1720年去世,而勛爵夫人死後,「歐弗柯克樓」成為了皇室資產,並重新改名為「波夫瑪樓」,讓來自漢諾威的使節,約翰·卡斯柏·馮·波夫瑪,波夫瑪伯爵(Johann Caspar von Bothmar, Count Bothmar)居住。波夫瑪伯爵是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的顧問,他在1732年去世後,「波夫瑪樓」再次為皇室所有。

喬治·唐寧的房子(1733年以前)

喬治·唐寧(George Downing)是建造唐寧街的人,他在新英格蘭長大,也是哈佛大學最早的一批畢業生之一。唐寧在英國內戰期間回到了英國,在1650年更成為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重要智囊,因此他在當時擁有了很大的權力。

在1657年,唐寧獲任命為英國駐海牙大使,以抵制流亡在外的英國皇室。但克倫威爾在1658年逝世後,唐寧遭克倫威爾的兒子理查·克倫威爾,即新的繼承者撤換。唐寧意識到英格蘭聯邦命在旦夕,於是決定投靠流亡的英國皇室,將自己自薦到查理二世前,並完全與以前的夥伴劃清界線。結果,唐寧得到了查理二世的任用,盡管他從荷蘭返國後被關禁在倫敦塔兩個月,但皇政復辟後,他隨即得到了豐厚的賞賜。

唐寧很早便有意在西敏寺一帶發展房地產以獲利。在1654年,他從皇室取得了漢普登樓(Hampden House)的收租權,但由於當時的租契由托馬斯·奈維特的後人擁有,所以一直至1682年,唐寧才取得了其租契。取得租契後,他拆卸了原有的房屋,並在街的北面興建了15至20幢排屋,這些排屋雖然由名建築師克里斯多夫·列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設計,但質素卻十分差劣,而且更建在沼土之上。唐寧街的排屋最終在1684年建成,並獲國皇把街名賜名為唐寧街。現今唐寧街的房屋編號乃修訂於1779年,所以今日的唐寧街10號原本應是唐寧街5號。唐寧把唐寧街的排屋作公寓出租,自己本身卻一直住在劍橋的庄園宅第,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入住過唐寧街,而事實上排屋建成後數個月,唐寧自己也過身了。唐寧的租契傳到孫兒時,由於他從未與妻子同住,又過著不正當的生活,所以租契最後回歸到皇室手上。

第一財政大臣官邸(1733年—1742年)

波夫瑪伯爵去世後,「宮殿後的房子」再次為皇室所有。國王喬治二世看準了機會,將它賜予羅伯特·沃波爾爵士,以答謝他在過去20年來,對皇室和國家所作的特別貢獻。同時,喬治二世又取得了唐寧街兩幢物業和幾個馬廄的租契,而其中一份租契就是唐寧街10號。結果,國皇將唐寧街10號也一同賜給沃波爾。

然而,沃波爾並不願以個人名義接受這份賞賜,而原因更加是眾說紛紜。沃波爾本身是一位富有的地主,這可能驅使他不願再增加負擔;亦有可能他早知道賞賜的房屋建於沼土之上,將來必定要在維修方面大灑金錢。盡管今天無從得知沃波爾拒絕賞賜的真正動機,但有一點知道的是,國皇接受了沃波爾的建議,把宅第以第一財政大臣的名義賞賜給沃波爾,這意味沃波爾卸任第一財政大臣一職後,就會遷離宅第,讓繼任者入住。達成協議後,沃波爾開始打算把得到的物業連結在一起,並把官邸向東擴建。於是沃波爾找來了唐寧街10號旁的住客戚勤先生(Mr Chicken)商量,慫恿他搬到唐寧街的其他房屋。結果,沃波爾把戚勤先生細小的故居、馬廄和「宮殿後的房子」一並合並到唐寧街10號。

沃波爾委託了知名建築師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理合並工程。肯特在「宮殿後的房子」和唐寧街10號之間與建了一幢兩層高的連接物,內有一條走廊,把兩座建築物連結在一起,稱之為「財政部走廊」。連接物的地下是一間長條形的房間,一樓則被劃分為數間房間。合並房屋後,肯特把原有的牆壁、地版、樓梯和璧爐全數拆除,再完全換上新的式樣。當中,新建的三層高石制樓梯更是肯特的代表作。石樓梯重建於原唐寧街10號的主體內,配上了鐵制欄桿和桃花心木製的扶手。石制樓梯就在唐寧街10號的入口處附近,顯而易見。今日,沿樓梯而上,更掛滿自羅伯特·沃波爾爵士至馬卓安,歷任首相的肖像。

至於原有的「宮殿後的房子」,肯特則將之劃為三層高的起居部份,又在建築物的正中部份加建一個帕拉第奧風格的三角頂。為了讓沃波爾更容易到達國會,肯特把原本通往聖詹姆士公園的入口移除,並把唐寧街的入口修改為宅第的正門。唐寧街10號的重建工程長達兩年,最終在1735年9月23日,《倫敦日報》報導了沃波爾搬入唐寧街10號的消息:「昨天,羅伯特·沃波爾爵士閣下、他的夫人和家人從他們從聖詹姆士廣場的宅第,搬到了一所在聖詹姆士公園,連接財政部的新居。」

新建成的唐寧街10號有約60所房間,內里所有璧爐均由雲石所制。在地下一層共計有七所主要房間,而一樓的所有房間都可以望見後園或聖詹姆士公園的風景。地下最大的一間房被劃為沃波爾的書房,書房長40英尺,並置有不少巨大的窗戶。這所被肯特稱之為「主人閣下的書房」,可謂十分有名,常常成為不少名畫和相片的主題。沃波爾的書房現已改為內閣的會議室,首相會在那裡和從屬的閣員討論政府政策和國際時局。在首相坐位後的璧爐上,掛有沃波爾的畫像,這也是內閣會議室內唯一的畫像。

沃波爾搬入新居後,進行了其他的重修工程。他把書房外的一片土地改建為一片後園。而財政委員會在1736年4月發出的文件聲明到:「……一塊位於英皇陛下聖詹姆士公園外,毗連一所房屋的花園,現已轉到英皇陛的財政大臣閣下之名下。花園的修建費用已由……皇室支付」。該文件又列明唐寧街10號和新建成的花園均「附屬於英皇陛下財政部辦公室,現為英皇陛下財政部的第一專員官邸。」這是首份關於唐寧街10號成為第一專員官邸的正式聲明。應說明的是,唐寧街10號雖然被普遍認為是首相官邸,但事實是,首相至今仍然是以第一財政大臣的名義入住唐寧街10號的因此唐寧街10號並非真正是首相官邸。

動盪與革新(1742年—1806年)

沃波爾在1742年卸任第一財政大臣後離開了唐寧街10號,但此後的20年,都沒有第一財政大臣入住。沃波爾的繼任者威爾明頓伯爵、亨利·佩勒姆和紐卡素公爵都選擇搬到別處。直至1763年,首相喬治·格倫維爾才重新入住唐寧街10號,但他住了兩年後,便遭喬治三世撤職。

另一位首相諾斯勛爵在1770年以第一財政大臣的名義搬進了唐寧街10號。諾斯十分之鍾愛唐寧街10號,並時常在屋內宴請不少知名人士,如作家塞繆爾·約翰遜等等。羅伯特·克萊芙(Robert Clive)也是那裡的常客,今天的唐寧街10號還保留了一些特地為他而制的傢具。在1780年6月7日晚上,倫敦街頭爆發了「戈登動亂」(Gordon Riots),原因是新教徒對諾斯放寬對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非常不滿,示威者到處放火,有些更走到了唐寧街一帶。當時諾斯勛爵正和朋友享用晚宴,但他走出屋外,向示威者警告他們有被擊斃的危險,最終成功勸退了示威者,至於諾斯的賓客則走到了官邸的頂層躲避。諾斯勛爵對唐寧街10號又進行了不少改善工程,工程在1766年開始,一直持續了近8年。期間,唐寧街10號換上了黑色的正門,門前又加上一盞為人熟悉的吊燈,門上又加有一個有名的獅子頭叩門環。在諾斯勛爵任首相的晚期,他請建築師羅伯特·泰勒爵士為唐寧街10號進行維修外,又在「財政部草坪」(Treasury Green)旁加設一個有拱頂的廚房。

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小皮特分別自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間入住唐寧街10號,前後達20年,可謂是居住時間最長的唐寧街住客。在他居住期間,唐寧街10號一躍而成為政治中心,不少重要的決策,如國會改革、自由貿易和和增加國家財政儲備等方案,都是在那裡制定的。另外,唐寧街10號也是一處社交場所,提倡廢除奴隸貿易的威廉·威伯大眾(William Wilberforce)和日後的首相喬治·坎寧,都是小皮特曾宴請過的賓客。

小皮特曾向國會匯報,動用了20,000鎊,對唐寧街10號進行不少重建,甚為傳媒所非難。當中,最大的改動在1796年,他為了擴建內閣會議室,而把其中一面牆拆去,再加上幾支石柱支撐所擴建的面積,這就成了今日的內閣會議室。小皮特在1806年去世,雖然享年只有46歲,但他長年居住在唐寧街10號,有助將之確立成首相府的地位。

衰落與死亡(1807年—1876年)

踏入了19世紀,唐寧街10號經歷了不少艱難時刻。繼小皮特以後,斯賓塞·珀西瓦爾於1807年以財政大臣的身份入住唐寧街10號,兩年後更成為了首相,波斯富育有12名孩子,可謂人丁眾多,更差不多佔用了每一所房間。然而,他最終卻被人從棺材中抬出唐寧街10號。波斯富在1812年5月11日在下議院大堂遇刺身亡,遺體在喪禮舉行前,曾經在唐寧街10號停靈5日。

珀西瓦爾以後,首相戈德里奇子爵在1827年搬到唐寧街10號,並請建築師約翰·索恩進行內部裝修,使唐寧街10號顯得更華麗外,索恩又加建了國宴廳和小晚宴廳,以便舉行高規格的社交場合聚會。總括而言,在整個1820年代,唐寧街10號一度成為了政府權力中心,而毗連的唐寧街11號則於1828年正式成為財政大臣的官邸。

但同時唐寧街也因為日益老化,而日漸顯得破落,更不時有妓女出沒。以致在1839年的時候,有建議把唐寧街北面的房屋全數拆除,以便讓白廳進行重新規劃。此外,治安也是一個漸受關注的問題,在1843年,首相羅伯特·皮爾的秘書,愛德華·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就在白廳返回唐寧街10號寓所途中,遭到刺殺。

在1827年至1877年的整整50年間,幾乎沒有首相選擇入住唐寧街10號。威靈頓公爵就曾以它太狹小為由而拒絕入住,最後因為他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要進行維修,才迫不得已到唐寧街10號暫住。至於其他首相,如墨爾本勛爵和帕爾姆斯頓子爵,都只以唐寧街10號用作辦公室和內閣會議場所。因此,自1847年至1877年,都沒有人居住在唐寧街10號。

步入1860年代,唐寧街10號對面興建了嶄新的外務部辦公大樓,內里除了設有大型的開放式花園,更設有內閣會議室,從而把唐寧街10號比了下去。在1868年上任首相的本傑明·迪斯雷利就說過,唐寧街10號十分「骯臟和殘舊」,亟待現代化。

復修與重生(1877年—1938年)

本傑明·迪斯雷利於1877年搬到了殘破的唐寧街10號,並銳意將這空置了30年的居處翻新。迪斯雷利原本向國會游說,希望國家能全數支付翻新費用,但建議卻招來了很大的反響。最終迪斯雷利只好妥協,由國家支付入口大堂和公共部份的裝修費用,自己則要支付私人部份的裝修費用。據了解,迪斯雷利一共花了150英鎊3仙令6便士,去翻新一樓的睡房、更衣室,並在第一財政大臣的專用更衣室內加設了冷暖水系統。

迪斯雷利在1880年下野後,新上任的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堅持要重新裝修過唐寧街10號,他單在傢具上的支出就用了1555英鎊5仙令,在當時可算是很大的數目。另在1894年時,他又為唐寧街10號安裝電燈和電話。順帶一提的是,格萊斯頓居住在唐寧街10號時有一樣古怪的興趣,他常常愛帶一些年輕的妓女回唐寧街,和她們詳談,希望她們能夠棄娼從良。因此閣員拜訪格萊斯頓的時候,有時會看到年輕婦女出入唐寧街。

格萊斯頓以後的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是歷史上最後一位聲言拒絕入住唐寧街10號的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對內閣會議室尤其討厭,認為它「狹小悶熱」,所以他選擇到外務部辦公,居所則位於阿靈頓街。結果,索爾茲伯里侯爵把唐寧街10號讓給了外甥亞瑟·貝爾福,而他本人後來也成為了首相(貝爾福也是首位擁有私家車的首相)。從貝爾福開始,每任首相都住在唐寧街10號,從此奠定它作為首相府的形象,而唐寧街10號的黑色正門也漸漸聞名於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唐寧街10號的內閣會議室成為了英國政府統戰的中心,在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的領導下,唐寧街10號的辦公人員數目也急速增加,原有的辦公部份不敷應用,甚至要佔用花園作辦公室。大戰最終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結束,群眾紛紛涌到唐寧街,高呼勞合·喬治的英文簡寫「LG」,勞合·喬治結果在唐寧街10號一樓的窗戶亮相,以示謝意。

一戰結束後,唐寧街的保安措施卻沒有鬆懈,唐寧街的街尾更豎起了一道3米高的木造路障,原因是為了防止支持愛爾蘭獨立的人士沖擊唐寧街。但愛爾蘭自由邦在1922年成立後,木造路障也隨之移除。

在昔日的英國,官員只能從君主得到微薄的俸祿,日常用度均要依靠自己的財富所維持。而首相和其他重要官員也一樣,在唐寧街10號和11號里,要自資僱用傭人。但是在1920年代,首位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上任,當時英國正值經濟不景,自己的家財又不可與以往貴族、地主出身的首相匹配。結果,麥克唐納發現自己沒有能力翻新首相府之餘,也沒有錢請僕人,因為有些僕人賺的錢比他還要多。麥克唐納一直希望擴充唐寧街10號的首相圖書館,但由於缺乏財力,圖書館的藏書均由自己和其他官員捐贈,然而這種做法卻一直沿用至今。

戰時的唐寧街10號(1939年—194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戰時首相丘吉爾與妻子搬到了唐寧街10號的二樓居住,而內閣辦公室則搬遷到附近的地堡。值得一提的是,丘吉爾在首相府的時候有一個有趣的習慣,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愛躺卧在床上,一邊抽雪茄,一邊指令秘書起草演講辭、備忘錄和撰寫信件等。

到了1940年9月,納粹德國開始對英國發動閃電戰,並對倫敦進行猛烈轟炸,唐寧街10號也自然成為了襲擊目標。在同年10月14日,唐寧街旁的財政部草坪被炸彈擊中,波及了唐寧街10號的廚房和數間房間,事件導致了三名值班的公務員殉職。事件發生以後,屋內的傢具和貴重文物被移送到安全地方,花園旁的房間就以鐵制支撐物加固,窗戶也被厚鐵板蓋上,以防再受空襲襲擊。而這些位於花園的房間就被悉數改裝為臨時的飯廳、睡房和會客室。但事實上,這些加固工程無助於加強房屋的抵抗能力。另外,除了花園的房間,在唐寧街10號內,只有內閣會議室和私人秘書辦公室仍然使用。

丘吉爾最初搬到了這些臨時房間生活,但他很快便表達不滿,並堅持要在幾近空無一物的唐寧街10號工作和用餐。為此,唐寧街10號的地底下建造了一個可容納6人的防空洞,以便逃生。有一次,英皇喬治六世和丘吉爾吃飯時,就曾在這個防空洞躲避空襲。雖然唐寧街10號在大戰中不斷受襲,但總體的損毀情況並不嚴重,因此大戰結束後,丘吉爾夫婦便返回到唐寧街10號居住,並於1945年5月8日下午三時正,在內閣會議室發表V-E Day的電台廣播。

「珍貴的珠寶」(1946年至今)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唐寧街10號也有了重大的轉變。除了以往住了一大批僕人外,在1940年代以後,唐寧街10號更擴充了辦公室部份。這改動使首相的私人居所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搬到了狹小的頂樓,即以往的僕人房間,因此,不少首相也選擇搬到別處。恰巧的是,很多19世紀和20世紀的首相,都置有比唐寧街10號要好的市區宅第,而且更有自己一班的僕人服侍。前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就是一個例子,在他的第二段任期,即1974年至1976年,威爾遜以他在諾斯勛爵街的物業作為自己真正的居所,但是在傳媒的協助下,他在公眾面前仍舊可假裝自己住在唐寧街10號。他每次站在首相府正門讓記者拍照後,就會步入正門,然後從側門離開,返回自己真正的居所。另外,亦有其他首相曾分別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搬到海軍部大樓,以便讓唐寧街10號進行維修。

踏入1950年代,唐寧街10號的樓宇結構安全漸漸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建築物沉降、牆壁倒塌和門框扭曲已經是司空見慣,而在內閣會議室內,有達200年歷史,用作支撐樓房的房柱,更被發現只剩下了外表的清漆和油漆,內里的實心原木卻早已經腐朽,幾近灰塵。總言之,整座唐寧街10號有立即倒塌之虞。當時曾一度有建議將唐寧街的所有建築物拆卸重建,但最終卻決定仿效美國的白宮,保留唐寧街10號的外牆原貌,而內部和地基則一並全數拆除,重新灌上混凝土和現代鋼材,再重建成原來的樣子。當建築師檢驗首相府的外牆時,才赫然發現唐寧街10號的外牆原本是黃色的,然而經過兩世紀以來的空氣污染,才把外牆熏成今日所知的黑色。最後,建築師決定將清潔過的黃色磚染上黑色,以保留首相府「傳統」的顏色。

經過多年的改建,現今的唐寧街10號實際上與不少的建築物打通。除了接通在唐寧街的其他房屋,首相府更可以通往毗連騎兵衛隊閱兵場的一些樓房。至於誰打通這些建築物,現在已無從稽考了。

重要房間

雖然唐寧街10號並不向公眾開放,但卻有不少值得介紹的著名房間和建築。另外,唐寧街10號有不少珍貴的雕塑、名畫和文物,但事實上,大部份均由政府藝術收藏委員會(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借出,該委員會會定期為唐寧街10號挑選和更換藏品,藏品不一定具古典風格,也可以是現代前衛的作品,取決原則在於要能夠代表英國的藝術。以下簡介了部份重要的房間。

黑色正門(The Black Door)
黑色正門建於1760年代,門前有一盞吊燈,門上又加有一個有名的獅子頭叩門環和白色阿拉伯數字「10」。首相並沒有門匙,因為門口只可從屋內開啟。

內閣會議室(The Cabinet Room)
自1856年起,內閣的會議都在這里舉行,當時稱為「會議室」(Council Chamber),現今內閣會議在每星期四上午舉行。會議室曾由小皮特擴建,內里的船形會議桌則由麥美倫購置,好讓他在會議看到所有人。

石制大樓梯(The Staircase)
石制樓梯依時序掛滿了歷任首相的肖像,但並不包括現任首相的肖像。麥美倫的妻子曾移走所有肖像,但威爾遜在1964年恢復以往的傳統。在1979年卡拉漢更曾一度掛上了一幅彩色肖像,但不久便也回復原狀。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贈送的地球模型在樓梯底展示,由於它體積太大,所以曾被切開了一半,方便運進唐寧街10號。

白色起居室(The White Room)
白色起居室以白色為主調,曾是沃波爾夫人的起居室,也是丘吉爾夫人最喜愛的房間。

赤土廳(The Terracotta Room)
赤土廳以赤土色為主調,最初被沃波爾爵士用作飯廳,現今則用作招持國宴的賓客。房內掛有威靈頓公爵等著名將軍的畫像,也有一張屬於小皮特的桃花心木書桌,至今已有200多年歷史。

柱廳(The Pillared Room)
用作舉行簽約儀式一類的官方活動。據說,房內時常鬧鬼,更有人報稱見過有一隻身穿長裙和珠寶的女鬼。

小飯廳(The Small Dining Room)
原本被稱為「早餐房」,通往國宴廳,但在1826年進行改裝後,成為了小飯廳。

國宴廳(The State Dining Room)
1783年加建於一個拱頂廚房之上,一共花了20,000英鎊,但現今的廚房已改在國宴廳外。國宴廳用作招待國賓,並置有不少名貴的銀器。而丘吉爾在1955年宣布辭任首相前,曾在那裡宴請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

Ⅳ 個性好聽創意家居店名

下面我給大家帶來了個性好聽創意家居店名,創意家居店名:現在每家每戶裝修都會裝很多格式風格的傢具,每家的傢具也是各自新穎,而對於開傢具店的朋友不光家居要漂亮,顧客喜歡,重要的是家居店的店名也不能馬虎,一個好的招牌也能吸引不少的顧客。在此我為大家整理了些創意家居店名大全,有簡約的、好聽的、個性的,最後還有創意家居店名起名技巧的整理。有需要的親們趕緊來參考下吧。

Ⅳ 路易十四時期的投石黨叛亂

投石黨運動 路易十四(1643—1715年)登位之初,母後安娜攝政,紅衣主教馬扎然任首席大臣。貴族們抓住這個時機發動新的叛亂,這次事件在歷史上稱為「投石黨運動」(1648—年),取名於當時巴黎街頭兒童惡作劇的玩具——投石器。
路易十四繼任之後,由前任首相黎塞留推薦的馬扎然掌控了大權。馬扎然雖然出身義大利,37歲時才加入法國籍,但此時他卻擁有了至高的權力和地位,一身兼任紅衣主教、首相、國王教父和太後的情人。馬扎然致力於集中權力的做法引起巴黎高等法院的不滿,後者要求實行君主立憲政府,削弱國王和首相的權力。在遭到皇後鎮壓後,激起了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史稱「第一次投石黨之亂」。年幼的路易十四在這場叛亂中被迫與母後一起逃往巴黎郊區,經歷了狼狽的流亡生活。在國家岌岌可危的時刻,幸賴「孔代親王」率軍護駕,才使國王和皇後度過危機。
但好景不長,由於居功自傲的「孔代親王」與馬扎然爭奪地位而再度起兵反叛,爆發「第二次投石黨之亂」。孔代佔領巴黎,路易十四和皇後再次逃亡。最後由於孔代無法收拾殘局而失去信任,國王和皇後才得以再度入主巴黎。兩次暴亂和流亡生活給年少的路易十四留下很深的心理陰影,促使他日後把掌握絕對權力視為政策的中心。也正是「第二次投石黨之亂」期間,他宣布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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