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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臣家具图片

发布时间:2024-07-30 18:18:22

Ⅰ 历届世博会上,中国的展馆是什么样子的

1、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参加的世博会是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时清政府相当的重视参展,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此次参展被视为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参与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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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5年列日世博会:1905年时值中国光绪末年,世界博览会在比利时小城列日召开,清政府派员参加了世博会的展出活动。本次世博会我国得到超等荣誉奖及金银各等奖牌共100枚,得奖数量与英、美、奥、意等国不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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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1915年,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参加了巴拿马世博会。在这一次世博会上,中国成了得奖大户,共获奖1211项。中国的茅台酒和张裕酿酒公司的“可雅白兰地”获奖,“可雅白兰地”由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而茅台酒则被评为世界第二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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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以“海洋,未来的财富”为主题的世博会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中国馆分为海洋开发和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火箭模拟发射卫星表演和环幕电影馆等4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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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主题为“新的起飞之路”的世博会在韩国大田市开幕。中国馆展示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航天科技、三峡水利工程、传统文化和民族工艺等,并被评为5大最佳展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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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主题为“人类-自然-技术”的世博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中国馆以其独特的外装修和丰富的展览内容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中国馆每天接待观众近3万人,约占世博会总参观人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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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5年3日本爱知世博会:主题为“自然的睿智”的世博会在日本爱知县举行。中国馆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题,通过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演绎,表达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借助多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浓缩中国五千年文明和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展现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城市的和谐关系,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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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从汉朝到隋唐桌椅的变化

从古至今,古人的坐姿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两大时期。远在商周时期,古人“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称长跪,是将要站起来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古代一席坐四人,共坐时,席端为尊者之位。独坐时,则以中为尊,故卑贱者不能居中。既为人子(即尚未自立门户者),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如果有五人以上相聚,则应把长者安置于另外的席上,称为“异席”。

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狭义的“席”一般用蒲草编制,呈长方形,置于筵(竹席)上,是为了防潮而垫在身下的,故可铺几重。《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贫苦人家可以无席铺垫,但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

从席地而坐到桌椅流行 漫谈古代坐具演变-中华古典家具
东汉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内的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鞋,以免将污泥尘土带入室内,踏脏“席”子。《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春秋时期,有一次齐王生病,名医文挚用激怒他的方法为其治病,其中不脱鞋即进室也是重要的一项,结果齐王见文挚“不解屦(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进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将文挚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见,脱鞋之礼的重要。

从晋开始,跪坐的礼节观念逐渐淡薄,坐姿随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现。入唐后,席地起居的习惯逐步有所改变。不仅椅凳多见,高形桌案也开始出现,但跪坐仍存在。唐代处于交替时段。宋代,桌椅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层社会还有颇大的阻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期士大夫家内的妇女还不得坐椅子,否则即被视为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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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熙载夜图》

随着社会的进步,椅子作为一种方便的坐具广泛普及。宋代之后妇女坐椅子就不算违礼了。宋代进入完全高坐时期,南宋已相当完备,而明代至清前期达到鼎盛。明代、清代人们的思想还被礼仪、宗教等观念束缚着,封建思想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等也体现在家具设计上,那些被认为不够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当时是表示威望和尊严,坐起来并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国皇帝的龙椅,刻了九条龙盘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个龙头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会顶背。还有宝座,是一种体形较大的椅子多陈设在各宫殿的正殿,有时也放在配殿或客厅陈设,一般仍放在室内中心或显著位置。这类大椅很少成对,都是单独陈设。为使用者增添威严之感。清式宝座的特点是尺寸大,结构复杂,用料规范,做工精细,装饰瑰丽,显现出皇家的尊贵和豪华气派及象征社会等级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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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云龙纹枝宝座

近百年来,椅子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破除了仅显示威望和尊严的单一作用,越来越讲究功能和安全、舒适、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经典的仿古家具,材料上依然选用古典家具的上等材料,家具的部件的链接完全依靠传统的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家具依旧坚持在传承中鼎新,创新性的引入人体工程力学,改变了了传统中式椅子过高、过大等特点,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适度,传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红木家具。
带你走进最初的坐具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2010年武汉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有一篇题为《椅子改变中国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后年轻人王巍。内容如下:“……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这叫跽坐。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变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这种椅子便广泛地流行起来。椅子的流行不仅仅使人们的坐姿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他写及的具体冲击有四点:1.椅子使窗户位置升高。2.家具数量增加,高足家具如桌子出现。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变成围坐一张桌子吃饭的合餐制。4.椅子出现前君臣议事大家都跪着,关系像是合作伙伴;椅子出现后,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们跪拜在地上,这巩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入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直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璠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如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动中的自然状态。图006-08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009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暖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榻”,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在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铜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暖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金伯
席在古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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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国古老的坐具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可以想象,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时,日坐夜卧,为了防虫防潮必定要有铺垫之物,或树皮、兽皮,或草垫等,这便是席的前身。荐席出于神农的传说,虽然无据,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无疑的。

我们从祖先所创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时,从天子、诸侯的朝觐、飨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直到士庶之婚丧、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进行。由此我们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说是用途最广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对于席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席的材质、形制、花饰、边饰以及使用,都要视身份地位的贵贱与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礼的严格规定行事,决不可有丝毫的违反。下面我们从三个侧面来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一)司席有专职,布席有规定

《周礼.春官》中有“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辩其位,与其位”。这“司几筵”便是专职掌管设几敷席的官员,他负责按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设几敷席。所谓五席就是“莞、缫、次、蒲、熊”。

莞席——是一种草席,是用一种俗称水葱的莞草编制。《诗.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礼记.丧大记》中也有“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其注云:“三席之下皆有莞”。说明莞席是一种较粗的、铺在底层的草席。

缫席——也是一种草席。郑玄说:“缫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欢矣。”缫席当是用蒲草染色编成花纹,或是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之中而编成的五彩花纹之席。类似汉代的合欢席。

次席——是竹席。郑玄说:“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颖达在《尚书.顾命》疏中,说蔑席与次席是一种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编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种生长在池泽的水草编成。《说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专用于天子四时田猎或出征时所用。故可以理解为以熊为席,或以兽皮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苇席、蔑席、丰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时所用的蒯席,郊祭时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贾公彦说“直取五席与五几相对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周礼.春官》中贾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

登席必须由下而升,并且后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践踏坐席。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毋贱履,毋踖席”。否则就是违反了礼法。在席的使用上还有单席与连席之分,有对席与专席之别。

单席——单席是为尊者所设。《仪礼.乡饮酒礼》有“众宾之席皆不属焉”。不属就是不连,人宾皆是单席。

连席——连席是群居之法。古时地敷横席可容四人,此时当推长者居于席端,如果有五人,则要推长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有“司宫具几,与蒲筵常,布纯,加席寻,玄帛纯”。常与寻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八尺为寻,被寻为常,即一丈六尺。下铺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连席。

对席——《礼记.曲礼》有“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非饮之客就是来讲问之客,此时布席则要布相对之席,以便互相讲问,而且两席之间还要距离一杖之地,“以便指画”。在《仪礼.少牢馈食礼》中也有“司宫设对席”之法。

另外,《礼记.曲礼》中还有:“有忧者侧席而坐”,所谓有忧者就是亲有病,此时则要用特别的席子。“有丧者专席而坐”,这是说有亲丧则要坐单独的席子。其次还有“加席”和“重席”的礼法,都是对尊者的礼貌,要视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设席的多寡见等级,布席的种类示尊卑

等级、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乱与违反是奴隶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周礼》说:“天子之席三重,诸侯二重。”《周礼.春官》有“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分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纯是席的边缘,莞筵纷纯就是莞席的白绣为边;缫席画纯就是缫席以画五色云气为边;次席黼纯就是竹席镶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两君相见或天子时祭都是这三重席,这是最高等级,是为天子所设之席。

诸侯是两重席,“蒲筵缋纯,加莞席纷纯”。缋同绘,也就是“对方为次画于缯帛之上与席为缘也”。

天子待诸侯“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

天子待诸侯卿大夫则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缁布纯,加萑席寻、玄帛纯”。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则设单席而不设群居之席。

在《周礼.春宫》中对于祭祀之礼,郑玄说:“天子大袷祭五重,谛祭四重,时祭三重”,而“诸侯袷祭三重,谛祭二重,时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见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诸侯的祭礼,集合祖先神位于太庙的合祭。总的说,席的使用是以多重为贵,敷席时,以粗席在下,细席在上,即谓“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时则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杆所编的草席,是一种粗席。这是古代天子祭天时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传.桓公》中有:“大路越席”与此义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时乘的车,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时用粗席,即是《礼记.礼器》中所说的“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设”。

在丧礼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礼记.丧大记》说:“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就是说,国君死后的小敛、大敛是用教细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则用较粗的确苇席了。

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礼记.檀弓》中记述了曾子临死前坚持守礼换席的故事:“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然曰:‘呼!’曰:‘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亦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

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在这里记述了曾子严守礼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评他的儿子和弟子不叫换席是见识短浅的“细人”,坚持换掉不合于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没”了。

《尚书.周书.顾命》中也记载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后,仍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样,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

“间南向,敷重蔑席、黼纯”;

“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

“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

“西夹南向,敷重荀席、玄纷纯”。

席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以上种种可见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长幼尊卑

《礼记.祭义》中有:“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即是古代允许七十岁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问,则布席与天子合作。

《礼记.曲礼》中详细地规定了晚辈为长辈奉席之法。如:“为人子者,居不中奥,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则席端为上,若单席则席中为尊,为人子者不可坐于席中。

又如:“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就是说敷席时如桥衡,左高右低,要随长者的意愿,奉坐席要问朝什么方向,奉卧席时则要问足朝什么方向。

《礼记.内则》又云:“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敛席与簟.......敛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不传就是不敢转移他处)又云:“夫不在,敛枕箧簟席,器而藏之。”这是规定为人子者,不敢动长者席子;为人妇者,若夫不在,妻子还要将丈夫的席子收藏起来。

Ⅲ 唐宁街10号的资料.(全)

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位于英国首都伦敦西敏市内,西敏寺区白厅旁的唐宁街,一所乔治风格建筑物。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但自从此职由首相兼领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英国首相官邸。其设计朴实的黑色木门,缀上白色的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标记。

唐宁街10号除了是首相的官邸和首相的办公室外,首相的秘书、助理和顾问都在首相官邸内工作。首相每天都会在唐宁街10号与阁僚和智囊制定政策,而一般的机要部门,如国会、财政部和外务部距唐宁街10号也只有数分钟的路程,所以首相很容易便能够取得情报和联系。另外,君主所居住的白金汉宫就在附近,好让首相定期前往白金汉宫,向君主汇报政事。首相官邸内有不同的会议室和晚宴厅,首相会常常在那里接见社会各界和各国领导人。因此,唐宁街10象征英国政府的中枢、也是英国政治的权力核心之一。

虽然唐宁街10号是君主的御赐礼物,但由于它面积狭小,长年缺乏维修,又建在沼土之上,历史上不少的首相都不愿意入住,有些首相甚至有意将之夷平。此外,由于英国首相一职至19世纪仍然未有明确的确立,因此唐宁街10号以往常常由其他官员入住,在当时不可算是真正的首相府。可是,时至今日,唐宁街10号已渐渐确立成为英国首相的象征,在伦敦更加是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地标。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在1985年说过,唐宁街10号已经成为“全国的遗产中,最珍贵的珠宝。”

历史

“宫殿后的房子”(1733年以前)

今日的唐宁街10号,是在1733年,以“宫殿后的房子”和原本的唐宁街10号合并而成的。“宫殿后的房子”最初是一所附在白厅宫,用作斗鸡场的侧屋。白厅宫自1530年至1698年则是英格兰君主的主要居所。斗鸡场所处的侧屋,事实上是建于1530年以前,一组风格不同的侧屋群,而斗鸡场则占据侧屋群的主要部份。另外,斗鸡场本身是一座特别的建筑物,顶上有一个八角形穹顶。斗鸡场的斗鸡活动至詹姆士一世的时期才告终止,但“斗鸡场”的名字一直没有更改,并在詹姆士一世的晚年改为音乐厅和剧场,场内又附设围上绿色布幕的更衣室和一块三英尺高的镜子,让“女滑稽演员更衣”,詹姆士一世也曾在斗鸡场内欣赏戏剧。

斗鸡场只是侧屋群的一部份,其余部份则是一所大房子,是白厅宫的看守人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而看守人同时负责管理和维修包括剧场在内的侧屋群。托马斯·奈维特(Thomas Knyvet)是当中一位较著名的住客,他曾在17世纪初担任白厅宫的看守人,服侍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奈维特本身也是一位太平绅士,是捣破1605年火药阴谋的关键人物之一。就在火药阴谋发生前不久,奈维特清理了侧屋群,让詹姆士一世四岁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入住,而自己则搬到附近的奈维特楼(后来改名为汉普登楼)。

查尔斯王子只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宫殿后的房子”曾成为不同人的住所。包括了查尔斯王子的妹妹伊莉莎伯公主、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乔治·蒙克,第一代阿尔伯马尔公爵(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奥伦治王子和后来卡巴尔内阁的一员,即乔治·维利尔斯,第二代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iers, 2nd Duke of Buckingham)。这些住客一直都有对“宫殿后的房子”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建,使“宫殿后的房子”渐渐成为一所豪华的宅第。

1677年,查理二世的女儿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ichfield)搬到“宫殿后的房子”,她曾对附近唐宁街兴建排屋感到不满,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因此,查理二世曾下令在排屋和“宫殿后的房子”之间兴建一道高墙,以防任何人从排屋进行偷窥。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搬离“宫殿后的房子”,流亡国外。至于曾协助威廉三世登位的荷兰贵族亨利·拿骚,欧弗柯克勋爵(Henry Nassau, Lord Auverquerque),遂在1690年搬入,并把“宫殿后的房子”更名为“欧弗柯克楼”。

欧弗柯克勋爵和他的夫人分别在1708年和1720年去世,而勋爵夫人死后,“欧弗柯克楼”成为了皇室资产,并重新改名为“波夫玛楼”,让来自汉诺威的使节,约翰·卡斯柏·冯·波夫玛,波夫玛伯爵(Johann Caspar von Bothmar, Count Bothmar)居住。波夫玛伯爵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顾问,他在1732年去世后,“波夫玛楼”再次为皇室所有。

乔治·唐宁的房子(1733年以前)

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是建造唐宁街的人,他在新英格兰长大,也是哈佛大学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之一。唐宁在英国内战期间回到了英国,在1650年更成为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重要智囊,因此他在当时拥有了很大的权力。

在1657年,唐宁获任命为英国驻海牙大使,以抵制流亡在外的英国皇室。但克伦威尔在1658年逝世后,唐宁遭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即新的继承者撤换。唐宁意识到英格兰联邦命在旦夕,于是决定投靠流亡的英国皇室,将自己自荐到查理二世前,并完全与以前的伙伴划清界线。结果,唐宁得到了查理二世的任用,尽管他从荷兰返国后被关禁在伦敦塔两个月,但皇政复辟后,他随即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唐宁很早便有意在西敏寺一带发展房地产以获利。在1654年,他从皇室取得了汉普登楼(Hampden House)的收租权,但由于当时的租契由托马斯·奈维特的后人拥有,所以一直至1682年,唐宁才取得了其租契。取得租契后,他拆卸了原有的房屋,并在街的北面兴建了15至20幢排屋,这些排屋虽然由名建筑师克里斯多夫·列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但质素却十分差劣,而且更建在沼土之上。唐宁街的排屋最终在1684年建成,并获国皇把街名赐名为唐宁街。现今唐宁街的房屋编号乃修订于1779年,所以今日的唐宁街10号原本应是唐宁街5号。唐宁把唐宁街的排屋作公寓出租,自己本身却一直住在剑桥的庄园宅第,因此他从来也没有入住过唐宁街,而事实上排屋建成后数个月,唐宁自己也过身了。唐宁的租契传到孙儿时,由于他从未与妻子同住,又过著不正当的生活,所以租契最后回归到皇室手上。

第一财政大臣官邸(1733年—1742年)

波夫玛伯爵去世后,“宫殿后的房子”再次为皇室所有。国王乔治二世看准了机会,将它赐予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答谢他在过去20年来,对皇室和国家所作的特别贡献。同时,乔治二世又取得了唐宁街两幢物业和几个马厩的租契,而其中一份租契就是唐宁街10号。结果,国皇将唐宁街10号也一同赐给沃波尔。

然而,沃波尔并不愿以个人名义接受这份赏赐,而原因更加是众说纷纭。沃波尔本身是一位富有的地主,这可能驱使他不愿再增加负担;亦有可能他早知道赏赐的房屋建于沼土之上,将来必定要在维修方面大洒金钱。尽管今天无从得知沃波尔拒绝赏赐的真正动机,但有一点知道的是,国皇接受了沃波尔的建议,把宅第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赏赐给沃波尔,这意味沃波尔卸任第一财政大臣一职后,就会迁离宅第,让继任者入住。达成协议后,沃波尔开始打算把得到的物业连结在一起,并把官邸向东扩建。于是沃波尔找来了唐宁街10号旁的住客戚勤先生(Mr Chicken)商量,怂恿他搬到唐宁街的其他房屋。结果,沃波尔把戚勤先生细小的故居、马厩和“宫殿后的房子”一并合并到唐宁街10号。

沃波尔委托了知名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理合并工程。肯特在“宫殿后的房子”和唐宁街10号之间与建了一幢两层高的连接物,内有一条走廊,把两座建筑物连结在一起,称之为“财政部走廊”。连接物的地下是一间长条形的房间,一楼则被划分为数间房间。合并房屋后,肯特把原有的墙壁、地版、楼梯和璧炉全数拆除,再完全换上新的式样。当中,新建的三层高石制楼梯更是肯特的代表作。石楼梯重建于原唐宁街10号的主体内,配上了铁制栏杆和桃花心木制的扶手。石制楼梯就在唐宁街10号的入口处附近,显而易见。今日,沿楼梯而上,更挂满自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至马卓安,历任首相的肖像。

至于原有的“宫殿后的房子”,肯特则将之划为三层高的起居部份,又在建筑物的正中部份加建一个帕拉第奥风格的三角顶。为了让沃波尔更容易到达国会,肯特把原本通往圣詹姆士公园的入口移除,并把唐宁街的入口修改为宅第的正门。唐宁街10号的重建工程长达两年,最终在1735年9月23日,《伦敦日报》报导了沃波尔搬入唐宁街10号的消息:“昨天,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阁下、他的夫人和家人从他们从圣詹姆士广场的宅第,搬到了一所在圣詹姆士公园,连接财政部的新居。”

新建成的唐宁街10号有约60所房间,内里所有璧炉均由云石所制。在地下一层共计有七所主要房间,而一楼的所有房间都可以望见后园或圣詹姆士公园的风景。地下最大的一间房被划为沃波尔的书房,书房长40英尺,并置有不少巨大的窗户。这所被肯特称之为“主人阁下的书房”,可谓十分有名,常常成为不少名画和相片的主题。沃波尔的书房现已改为内阁的会议室,首相会在那里和从属的阁员讨论政府政策和国际时局。在首相坐位后的璧炉上,挂有沃波尔的画像,这也是内阁会议室内唯一的画像。

沃波尔搬入新居后,进行了其他的重修工程。他把书房外的一片土地改建为一片后园。而财政委员会在1736年4月发出的文件声明到:“……一块位于英皇陛下圣詹姆士公园外,毗连一所房屋的花园,现已转到英皇陛的财政大臣阁下之名下。花园的修建费用已由……皇室支付”。该文件又列明唐宁街10号和新建成的花园均“附属于英皇陛下财政部办公室,现为英皇陛下财政部的第一专员官邸。”这是首份关于唐宁街10号成为第一专员官邸的正式声明。应说明的是,唐宁街10号虽然被普遍认为是首相官邸,但事实是,首相至今仍然是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入住唐宁街10号的因此唐宁街10号并非真正是首相官邸。

动荡与革新(1742年—1806年)

沃波尔在1742年卸任第一财政大臣后离开了唐宁街10号,但此后的20年,都没有第一财政大臣入住。沃波尔的继任者威尔明顿伯爵、亨利·佩勒姆和纽卡素公爵都选择搬到别处。直至1763年,首相乔治·格伦维尔才重新入住唐宁街10号,但他住了两年后,便遭乔治三世撤职。

另一位首相诺斯勋爵在1770年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搬进了唐宁街10号。诺斯十分之钟爱唐宁街10号,并时常在屋内宴请不少知名人士,如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等等。罗伯特·克莱芙(Robert Clive)也是那里的常客,今天的唐宁街10号还保留了一些特地为他而制的家具。在1780年6月7日晚上,伦敦街头爆发了“戈登动乱”(Gordon Riots),原因是新教徒对诺斯放宽对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非常不满,示威者到处放火,有些更走到了唐宁街一带。当时诺斯勋爵正和朋友享用晚宴,但他走出屋外,向示威者警告他们有被击毙的危险,最终成功劝退了示威者,至于诺斯的宾客则走到了官邸的顶层躲避。诺斯勋爵对唐宁街10号又进行了不少改善工程,工程在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了近8年。期间,唐宁街10号换上了黑色的正门,门前又加上一盏为人熟悉的吊灯,门上又加有一个有名的狮子头叩门环。在诺斯勋爵任首相的晚期,他请建筑师罗伯特·泰勒爵士为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外,又在“财政部草坪”(Treasury Green)旁加设一个有拱顶的厨房。

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皮特分别自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间入住唐宁街10号,前后达20年,可谓是居住时间最长的唐宁街住客。在他居住期间,唐宁街10号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不少重要的决策,如国会改革、自由贸易和和增加国家财政储备等方案,都是在那里制定的。另外,唐宁街10号也是一处社交场所,提倡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威伯大众(William Wilberforce)和日后的首相乔治·坎宁,都是小皮特曾宴请过的宾客。

小皮特曾向国会汇报,动用了20,000镑,对唐宁街10号进行不少重建,甚为传媒所非难。当中,最大的改动在1796年,他为了扩建内阁会议室,而把其中一面墙拆去,再加上几支石柱支撑所扩建的面积,这就成了今日的内阁会议室。小皮特在1806年去世,虽然享年只有46岁,但他长年居住在唐宁街10号,有助将之确立成首相府的地位。

衰落与死亡(1807年—1876年)

踏入了19世纪,唐宁街10号经历了不少艰难时刻。继小皮特以后,斯宾塞·珀西瓦尔于1807年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入住唐宁街10号,两年后更成为了首相,波斯富育有12名孩子,可谓人丁众多,更差不多占用了每一所房间。然而,他最终却被人从棺材中抬出唐宁街10号。波斯富在1812年5月11日在下议院大堂遇刺身亡,遗体在丧礼举行前,曾经在唐宁街10号停灵5日。

珀西瓦尔以后,首相戈德里奇子爵在1827年搬到唐宁街10号,并请建筑师约翰·索恩进行内部装修,使唐宁街10号显得更华丽外,索恩又加建了国宴厅和小晚宴厅,以便举行高规格的社交场合聚会。总括而言,在整个1820年代,唐宁街10号一度成为了政府权力中心,而毗连的唐宁街11号则于1828年正式成为财政大臣的官邸。

但同时唐宁街也因为日益老化,而日渐显得破落,更不时有妓女出没。以致在1839年的时候,有建议把唐宁街北面的房屋全数拆除,以便让白厅进行重新规划。此外,治安也是一个渐受关注的问题,在1843年,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就在白厅返回唐宁街10号寓所途中,遭到刺杀。

在1827年至1877年的整整50年间,几乎没有首相选择入住唐宁街10号。威灵顿公爵就曾以它太狭小为由而拒绝入住,最后因为他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要进行维修,才迫不得已到唐宁街10号暂住。至于其他首相,如墨尔本勋爵和帕尔姆斯顿子爵,都只以唐宁街10号用作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场所。因此,自1847年至1877年,都没有人居住在唐宁街10号。

步入1860年代,唐宁街10号对面兴建了崭新的外务部办公大楼,内里除了设有大型的开放式花园,更设有内阁会议室,从而把唐宁街10号比了下去。在1868年上任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就说过,唐宁街10号十分“肮脏和残旧”,亟待现代化。

复修与重生(1877年—1938年)

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77年搬到了残破的唐宁街10号,并锐意将这空置了30年的居处翻新。迪斯雷利原本向国会游说,希望国家能全数支付翻新费用,但建议却招来了很大的反响。最终迪斯雷利只好妥协,由国家支付入口大堂和公共部份的装修费用,自己则要支付私人部份的装修费用。据了解,迪斯雷利一共花了150英镑3仙令6便士,去翻新一楼的睡房、更衣室,并在第一财政大臣的专用更衣室内加设了冷暖水系统。

迪斯雷利在1880年下野后,新上任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坚持要重新装修过唐宁街10号,他单在家具上的支出就用了1555英镑5仙令,在当时可算是很大的数目。另在1894年时,他又为唐宁街10号安装电灯和电话。顺带一提的是,格莱斯顿居住在唐宁街10号时有一样古怪的兴趣,他常常爱带一些年轻的妓女回唐宁街,和她们详谈,希望她们能够弃娼从良。因此阁员拜访格莱斯顿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年轻妇女出入唐宁街。

格莱斯顿以后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声言拒绝入住唐宁街10号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对内阁会议室尤其讨厌,认为它“狭小闷热”,所以他选择到外务部办公,居所则位于阿灵顿街。结果,索尔兹伯里侯爵把唐宁街10号让给了外甥亚瑟·贝尔福,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首相(贝尔福也是首位拥有私家车的首相)。从贝尔福开始,每任首相都住在唐宁街10号,从此奠定它作为首相府的形象,而唐宁街10号的黑色正门也渐渐闻名于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成为了英国政府统战的中心,在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唐宁街10号的办公人员数目也急速增加,原有的办公部份不敷应用,甚至要占用花园作办公室。大战最终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群众纷纷涌到唐宁街,高呼劳合·乔治的英文简写“LG”,劳合·乔治结果在唐宁街10号一楼的窗户亮相,以示谢意。

一战结束后,唐宁街的保安措施却没有松懈,唐宁街的街尾更竖起了一道3米高的木造路障,原因是为了防止支持爱尔兰独立的人士冲击唐宁街。但爱尔兰自由邦在1922年成立后,木造路障也随之移除。

在昔日的英国,官员只能从君主得到微薄的俸禄,日常用度均要依靠自己的财富所维持。而首相和其他重要官员也一样,在唐宁街10号和11号里,要自资雇用佣人。但是在1920年代,首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上任,当时英国正值经济不景,自己的家财又不可与以往贵族、地主出身的首相匹配。结果,麦克唐纳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翻新首相府之余,也没有钱请仆人,因为有些仆人赚的钱比他还要多。麦克唐纳一直希望扩充唐宁街10号的首相图书馆,但由于缺乏财力,图书馆的藏书均由自己和其他官员捐赠,然而这种做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战时的唐宁街10号(1939年—194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战时首相丘吉尔与妻子搬到了唐宁街10号的二楼居住,而内阁办公室则搬迁到附近的地堡。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在首相府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习惯,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爱躺卧在床上,一边抽雪茄,一边指令秘书起草演讲辞、备忘录和撰写信件等。

到了1940年9月,纳粹德国开始对英国发动闪电战,并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唐宁街10号也自然成为了袭击目标。在同年10月14日,唐宁街旁的财政部草坪被炸弹击中,波及了唐宁街10号的厨房和数间房间,事件导致了三名值班的公务员殉职。事件发生以后,屋内的家具和贵重文物被移送到安全地方,花园旁的房间就以铁制支撑物加固,窗户也被厚铁板盖上,以防再受空袭袭击。而这些位于花园的房间就被悉数改装为临时的饭厅、睡房和会客室。但事实上,这些加固工程无助于加强房屋的抵抗能力。另外,除了花园的房间,在唐宁街10号内,只有内阁会议室和私人秘书办公室仍然使用。

丘吉尔最初搬到了这些临时房间生活,但他很快便表达不满,并坚持要在几近空无一物的唐宁街10号工作和用餐。为此,唐宁街10号的地底下建造了一个可容纳6人的防空洞,以便逃生。有一次,英皇乔治六世和丘吉尔吃饭时,就曾在这个防空洞躲避空袭。虽然唐宁街10号在大战中不断受袭,但总体的损毁情况并不严重,因此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夫妇便返回到唐宁街10号居住,并于1945年5月8日下午三时正,在内阁会议室发表V-E Day的电台广播。

“珍贵的珠宝”(1946年至今)

随著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唐宁街10号也有了重大的转变。除了以往住了一大批仆人外,在1940年代以后,唐宁街10号更扩充了办公室部份。这改动使首相的私人居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搬到了狭小的顶楼,即以往的仆人房间,因此,不少首相也选择搬到别处。恰巧的是,很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首相,都置有比唐宁街10号要好的市区宅第,而且更有自己一班的仆人服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的第二段任期,即1974年至1976年,威尔逊以他在诺斯勋爵街的物业作为自己真正的居所,但是在传媒的协助下,他在公众面前仍旧可假装自己住在唐宁街10号。他每次站在首相府正门让记者拍照后,就会步入正门,然后从侧门离开,返回自己真正的居所。另外,亦有其他首相曾分别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搬到海军部大楼,以便让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

踏入1950年代,唐宁街10号的楼宇结构安全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筑物沉降、墙壁倒塌和门框扭曲已经是司空见惯,而在内阁会议室内,有达200年历史,用作支撑楼房的房柱,更被发现只剩下了外表的清漆和油漆,内里的实心原木却早已经腐朽,几近灰尘。总言之,整座唐宁街10号有立即倒塌之虞。当时曾一度有建议将唐宁街的所有建筑物拆卸重建,但最终却决定仿效美国的白宫,保留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貌,而内部和地基则一并全数拆除,重新灌上混凝土和现代钢材,再重建成原来的样子。当建筑师检验首相府的外墙时,才赫然发现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本是黄色的,然而经过两世纪以来的空气污染,才把外墙熏成今日所知的黑色。最后,建筑师决定将清洁过的黄色砖染上黑色,以保留首相府“传统”的颜色。

经过多年的改建,现今的唐宁街10号实际上与不少的建筑物打通。除了接通在唐宁街的其他房屋,首相府更可以通往毗连骑兵卫队阅兵场的一些楼房。至于谁打通这些建筑物,现在已无从稽考了。

重要房间

虽然唐宁街10号并不向公众开放,但却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著名房间和建筑。另外,唐宁街10号有不少珍贵的雕塑、名画和文物,但事实上,大部份均由政府艺术收藏委员会(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借出,该委员会会定期为唐宁街10号挑选和更换藏品,藏品不一定具古典风格,也可以是现代前卫的作品,取决原则在于要能够代表英国的艺术。以下简介了部份重要的房间。

黑色正门(The Black Door)
黑色正门建于1760年代,门前有一盏吊灯,门上又加有一个有名的狮子头叩门环和白色阿拉伯数字“10”。首相并没有门匙,因为门口只可从屋内开启。

内阁会议室(The Cabinet Room)
自1856年起,内阁的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当时称为“会议室”(Council Chamber),现今内阁会议在每星期四上午举行。会议室曾由小皮特扩建,内里的船形会议桌则由麦美伦购置,好让他在会议看到所有人。

石制大楼梯(The Staircase)
石制楼梯依时序挂满了历任首相的肖像,但并不包括现任首相的肖像。麦美伦的妻子曾移走所有肖像,但威尔逊在1964年恢复以往的传统。在1979年卡拉汉更曾一度挂上了一幅彩色肖像,但不久便也回复原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赠送的地球模型在楼梯底展示,由于它体积太大,所以曾被切开了一半,方便运进唐宁街10号。

白色起居室(The White Room)
白色起居室以白色为主调,曾是沃波尔夫人的起居室,也是丘吉尔夫人最喜爱的房间。

赤土厅(The Terracotta Room)
赤土厅以赤土色为主调,最初被沃波尔爵士用作饭厅,现今则用作招持国宴的宾客。房内挂有威灵顿公爵等著名将军的画像,也有一张属于小皮特的桃花心木书桌,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柱厅(The Pillared Room)
用作举行签约仪式一类的官方活动。据说,房内时常闹鬼,更有人报称见过有一只身穿长裙和珠宝的女鬼。

小饭厅(The Small Dining Room)
原本被称为“早餐房”,通往国宴厅,但在1826年进行改装后,成为了小饭厅。

国宴厅(The State Dining Room)
1783年加建于一个拱顶厨房之上,一共花了20,000英镑,但现今的厨房已改在国宴厅外。国宴厅用作招待国宾,并置有不少名贵的银器。而丘吉尔在1955年宣布辞任首相前,曾在那里宴请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

Ⅳ 个性好听创意家居店名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了个性好听创意家居店名,创意家居店名:现在每家每户装修都会装很多格式风格的家具,每家的家具也是各自新颖,而对于开家具店的朋友不光家居要漂亮,顾客喜欢,重要的是家居店的店名也不能马虎,一个好的招牌也能吸引不少的顾客。在此我为大家整理了些创意家居店名大全,有简约的、好听的、个性的,最后还有创意家居店名起名技巧的整理。有需要的亲们赶紧来参考下吧。

Ⅳ 路易十四时期的投石党叛乱

投石党运动 路易十四(1643—1715年)登位之初,母后安娜摄政,红衣主教马扎然任首席大臣。贵族们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新的叛乱,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投石党运动”(1648—年),取名于当时巴黎街头儿童恶作剧的玩具——投石器。
路易十四继任之后,由前任首相黎塞留推荐的马扎然掌控了大权。马扎然虽然出身意大利,37岁时才加入法国籍,但此时他却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和地位,一身兼任红衣主教、首相、国王教父和太后的情人。马扎然致力于集中权力的做法引起巴黎高等法院的不满,后者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府,削弱国王和首相的权力。在遭到皇后镇压后,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史称“第一次投石党之乱”。年幼的路易十四在这场叛乱中被迫与母后一起逃往巴黎郊区,经历了狼狈的流亡生活。在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刻,幸赖“孔代亲王”率军护驾,才使国王和皇后度过危机。
但好景不长,由于居功自傲的“孔代亲王”与马扎然争夺地位而再度起兵反叛,爆发“第二次投石党之乱”。孔代占领巴黎,路易十四和皇后再次逃亡。最后由于孔代无法收拾残局而失去信任,国王和皇后才得以再度入主巴黎。两次暴乱和流亡生活给年少的路易十四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促使他日后把掌握绝对权力视为政策的中心。也正是“第二次投石党之乱”期间,他宣布亲政。
http://web.nenu.e.cn/person/lijiang/book/shijieshi-jindaishi-shang/new_page_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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